这不过是一场真人秀，你我本不必如此认真。

而表演型人格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最能够接受的事实。

而自我和他者也在这种表演型人格背后混沌成了一种让人上瘾的毒，欲罢不能。

“好声音”的黑幕不只是直发的那英变成了卷发那么简单。

除了此次被扒皮的好声音的剪辑之外，往年的“好声音”曾经多次被爆选手经历造假。

例如2012年的好声音，被认为是选手经历造假的高峰年。

其中包括黄勇、徐海星、张玮、邹宏宇 在内的多位选手被爆实际家庭环境殷实，却刻意为了宣传噱头而伪造“屌丝逆袭”的故事。

然而，即便是在当年，好声音的收视率依然火爆，排名年度十大热门综艺节目指数第一名。

答主也曾在了解“好声音”选手煽情造假的事实之后妄言“好声音”的好景不长，然而生活中有太多的万万没想到，似乎咱们大中国的观众们从来不嫌电视节目的周边狗血事儿多，“好声音”依然大红大紫到如今。

还记得两年前和一个好友在微信上讨论了“好声音”的黑幕，答主曾为“好声音”的造假而齿冷，而好友则称答主过于“愤世嫉俗，不懂中国的文化产品消费市场”。

“谁还没做过几次假？音乐能听就好，管那么多干嘛？”好友如是说。

然而，当我们说别人“愤世嫉俗”的时候，我们是否也需要反过来问一问“这个世界怎么了？我们何时开始对这种所谓的造假有如此之高的容忍度呢？”不管是传统的教育，还是后来强大的诸如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体，乃至于人们日常的社交实际上都浸淫在一个由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中（拟态环境是指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了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

这种拟态环境的极致就是电影《楚门的世界》和《骇客帝国》中通过媒介组织甚至是超级计算机打造的虚拟世界。

俗话说来，“人生是戏，戏是人生”。

这种虚假的荒诞剧目中的演员们，往往沉溺在一种难以辨明的自我互动之中，分不清“主我”和“客我”。

甚至连“自我”这种意识都已经完全变成实现外在需求的客观事物，成为演员赖以成名的消费品。

换句话说，些演员的真实“自我”也不过是一个不良市场消费的牺牲品罢了。

而于“好声音剧组”而言，他们想要实现的正是通过操纵娱乐的方式来打造一个满足观众需求的虚拟现实。

一方面，“屌丝逆袭”的故事虽然虚假，却能够填补观众在现实中的某种缺憾，使其在想象中自居，以角色替代的方式参与其中，得到情感的宣泄并获得一种理想角色的置换满足。

另一方面，通过观看节目与所支持的选手结成媒介化而虚假的社会关系，以便获得有利于今后日常生活的效用，为日常生活提供谈资，彰显品位等。

通过与传媒打造的“拟态环境”中的价值观相验证，观众获得了一种与其现实中的直接经验完全不相符的间接经验价值感，比如有些人一辈子都上不了舞台、当不了嘉宾，但是电视中的人的虚假经历却可以告诉自己一切皆有可能。

电视娱乐节目综合了视觉、听觉两种感知系统于一体，迎合了人们“眼见为实”的心态。

观众在“自我”和“他我”的比较中确认了一种虚假的自我认同。

“好声音”的成功在于营造了一场全民皆可狂欢的秀。

每个人的“表演型人格”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张扬，每个人的真实“自我”都消弭在“好声音”试图拟造的“主流价值观”。

即便是参与“揭露丑闻”的真相派，也是这场表演中的一员。

因为挖掘真相的背后，往往满足得是人们在传播中的偷窥心态，而非反思好声音传播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本身。

汪峰一遍一遍地问：“你的梦想是什么？”却少有人公开地问：“你在现实中能够有梦想么？”“表演型人格”如此张扬的背后，是这个社会对于真实与梦想的嘲弄。

而梦想于人，不再是一种内在的需求，而是一种外在的消费品。

有多少人因为“好声音”乃至于其他传媒打造的“屌丝逆袭”的故事而片刻内心激情澎湃，却又在一觉醒来之后，匆匆踏上拥挤地铁，或沉醉于夜半的纸醉金迷。

而一个个“屌丝逆袭”的故事背后，赤裸裸的真相又总是高富帅和白富美的卖惨伪装。

社会现实如此断裂，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在工具和用户，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二元紧张地对立着。

演员也好，观众也好，叫好者也好，喝倒彩者也好，在这样的时代都被隐去个性而成为一种种符号。

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揭露黑幕那么简单。

当有一天，懂得受众独特的个性和需求的技术超越了如今单向的传播媒介，那么“真实的自我”也将最终赢得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