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地铁流中途半端的世界大赛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生的老汽油们而言，只要一听到彼时日本围棋超一流棋手们的名号那可真是如雷贯耳，美学棋士(大竹)、二枚腰(林海峰)、天煞星(加藤)、宇宙流(武宫)、小林流(小林光一)、斗魂(赵治勋 )这些个名号谁能不知、谁能不晓？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日本围棋的鼎盛期。

对日本围棋而言，在盛世中看似繁花似锦实际上潜藏着不小的危机。

聂圣擂台赛崛起后在棋上有了新的突破，这使得他具备了和日本超一流分庭抗礼的硬实力，这也标志着日本围棋保持着近乎百年的高度优势不在了！也正是由于聂圣的异军突起让台湾的应昌期感觉到举办世界围棋大赛的时机成熟了，日本棋界是不甘落后的，他们抢在应昌期之前先行推出了富士通世界围棋大赛，不过日本棋界还未能意识到举办世界棋赛对日本这一个围棋王国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虽然日本围棋在高度上已经不在独执牛耳，但仍有远超中韩围棋的厚度优势，在世界大赛上获得最好的成绩可谓易如反掌，可结果却被小韩给翻了盘，那么这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认为第一个问题出在日本推出的富士通杯赛实在是中途半端。

“中途半端”原为日本围棋术语，它是说无论向前积极开拓或是退后坚定阵地，均有好点可供选择时，却下出不进不退、非攻非守的庸着，这就称为“中途半端”。

富士通赛从奖金规模看落后于日本传统的三大赛事即本因坊、名人、棋圣赛，仅从赛事吸引力上看富士通显然无法成为日本棋界的第一大赛事；从赛制看富士通采用的单局淘汰赛制，即便是冠军决赛也仅是一局定胜负，我们拿富士通和名人、本因坊赛赛制对比不难发现，名人、本因坊赛制是通过八强循环赛来决出挑战者，决赛时更是通过七番棋来定胜负。

循环赛、七番棋和单淘汰赛制比起来显然有助于减少偶然性，而富士通的单淘汰赛制增大了偶然性自然也就降低了世界冠军桂冠的含金量。

可见日本棋界从一开始就没有针对世界棋赛全力以赴，这样的决策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日本围棋由于居于领先地位，或许其很难去主动改变其历史悠久的传统。

中韩棋界则和日本不同，均把世界大赛视为最高目标，都选择为此投入全部的资源，中途半端的富士通赛让日本围棋迈出了走向衰落的第一步。

被翻盘得先从棋上找原因虽然日本围棋没有为世界大赛全力以赴，但依托相对于中韩围棋的厚度优势仍在世界棋赛上占尽优势，在刚开始举办的6届世界棋赛上，仅仅失手过一回。

不料自92年大李在世界决赛上3:2力克林海峰九段开始，大竹、赵治勋、依田等人都在世界决赛五番棋上被小韩超一流棋手击败。

93/94年举办的世界棋赛冠军均被韩国夺走，可以说自93年开始世界围棋中心转移到了韩国。

小韩的王牌棋手开始称霸棋坛，创下了十多年在世界决赛上对中日棋手保持不败的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纪录[1]，这样巨大的优势在世界围棋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不能突破日本的原因在于，聂圣的擂台赛突破并不能颠覆日本围棋理论基石，因为聂圣研习的棋理和日本是相通的。

聂圣独到的神兵利器本有集体研究和大赛综合备战体系的加持，可随着中国围棋向市场化改革，原有的体制加持不再，聂圣自己的专注度不足，中国的60后成长的速度又不够快，所以中国围棋没能直接超越日本。

小韩不同，他们是瞄着日本围棋中盘战研究的不足，以及理论过于教条的短板，大李还在后半盘精密收束的技术上领先了一个时代，故小韩发起的力战围棋革命虽然厚度仍远不及日本，但通过在高度上的超越，最终把日本围棋击溃。

过去的成功反而成了包袱日本被击溃后本该立即做出反应，可源于过去的成功、传统的惰性，日本没有给出任何有效的应对。

日本没有中国围棋的集体研究制，当面临韩国流革自己传统理论的命时，日本第一个反应反而是觉得自己没问题，例如超一流赵治勋面对已经统治棋坛多年的李昌镐时还在说：“我从不认为自己的棋力不如李昌镐。

……如果输给曹熏铉，我觉得很自然，可我看不出李昌镐哪点儿厉害，也完全有信心赢他……据说他读棋正确明了，官子也厉害。

但是这点儿东西也不值得抬出来那么吹捧啊”[2]，在没有找到落后的原因之前，是很难指望日本围棋能把短板给补上的。

由于日本棋手对自己的理论浸淫已久，要想摆脱原有的束缚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是我国聂圣因是学习日式理论集大成者，在中国围棋被韩流压制多年时他都不肯承认韩流的优势。

当然那时的日本棋坛也不全是不能应对韩流，日本的伊田纪基在应对韩国流已有所心得，他把传统发挥子效和注重战斗结合起来，按小李的话讲就是：“依田纪基的棋让他的对手感觉越来越强势，无法寻找到突破点，……是当今围棋界最顶尖的棋手之一”[3]，但由于日本没有棋手个人心得共享机制，其他高手也没能从中及时的汲取到养分。

除了技术短板没有得到弥补的劣势外，93年时日方超一流棋手年龄结构偏大的劣势已经很明显了，林海峰、大竹、加藤都是40后。

即便在暴力围棋兴起以前，从三小时赛制世界棋赛的要求看，五十岁或接近五十岁的年龄显然太大了。

马晓春九段就曾指出，在那一时期棋手最佳的比赛年龄段大致在二十八岁至三十五岁之间[4]。

按此划分50后的武宫、小林也已过了最佳的年龄段，唯有56年的赵治勋还能勉强接近点，可见征战世界棋赛再指望六超持续发力已不现实。

日本国内棋赛用时一般有5小时制、8小时制都远多于世界棋赛，其比赛安排的间隔合理密度不高，这些无疑非常有利于老同志的发挥，也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年青棋手在比赛中利用时间攻击老同志获利的可能。

关于比赛用时长这点我们必须指出这是日本棋赛传统的一大优点，让比赛的焦点专注于比拼棋艺的高下，而非还得兼顾比拼体能和脑力反应。

可这个优点却给日本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应对世界棋赛老将显然已力不从心，可该上位的新锐棋手们又受制于国内赛制的完备很难能在国内顺利突破中坚棋手层的拦截。

70后的加藤充志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93年19岁的他在中日擂台赛上4连胜崭露头角，要把他搁到中国起码有机会参加几回世界棋赛，可在日本他不仅没有机会参加世界棋赛，还由于扛不住国内中坚棋手的阻截而泯然众人矣。

该上位的却不能上位的代价是导致日本特别是70一代棋手没能在世界大赛上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能。

有观点认为日本棋界在六超之后无论60一代、70一代与六超相比资质天分有所不足，若以小林、赵在棋艺生涯活跃期夺冠总数指标衡量，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

但我们若以中国围棋经验对比就能发现问题，中国围棋在93年左右因世界比赛成绩下滑就让棋界的领军人物聂、马分别带70后棋手，以便让70后更快的成长；在70后、80后仍被大小李压制时，就重建大赛备战体系，集体研究大小李，让昔日的领军棋手加强教练组，发挥其在棋上的造诣去助力70/80后棋手突破。

日本缺乏这样的机制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年青选手无法突破瓶颈、各自为战、自生自灭。

小李、古力掀起的暴力围棋在战斗上提速，加大了对局中的计算量，这更突显出年轻棋手脑力、反应上的优势，这又使得棋手衰退的年龄提前，以至于现在棋手到三十岁就开始衰退，围棋选手衰退的年龄甚至比足球选手还要早！日本棋界决策者迟迟不能变革国内赛制以适应这一趋势，用我主流媒体习惯用语来说就是错过了调整战略的机遇期。

这里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围棋虽曾经有最好的厚度优势，但却没无法来消耗中韩围棋，反而耽搁了自己新锐的成长。

待到日本人才匮乏时日本的国际比赛战绩犹如王小二过年，日本棋坛领军棋手张栩大致在07年左右在世界棋赛上被小李、古力打压，日本的成绩就此一泻千里。

虽然日本后来也开始对国内赛事的比赛用时、赛制进行了改变，仿效中国建立国家围棋队，但为时已晚至今都没能缓过来。

总的来说，日本围棋的衰落在于一开始就没有为世界大赛投入全部资源，等暴露出棋艺短板后受限于原有围棋理论的思维盲区无法进行有的效应对，或许中国集体研究制经验不符合自由发展原则日本没有意识往这里动过脑筋，再加上未能针对比赛用时缩短、赛事密集的趋势进行有效的变革，使得参加世界比赛的主力选手迟迟完不成年轻化，等后备力量匮乏又逢韩国、尤其是中国人才济济，最终导致其衰落如自由落体般快速下坠。

日本围棋曾有天时、地利的优势，然而面对韩国围棋革命却束手无策，在人谋方面铸成了难以弥补的大错。

把思想家的一句话稍加改变[5]，不管日本围棋传统如何的深厚并带有怎样的辉煌艺风, 却始终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传统的奴隶, 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叹息。

(全文结束)[1]参见我的网文《小记中日棋手巅峰对决韩国围棋王牌史》[2]见赵治勋著《超越实地与模样》[3]见李世石自传《逆战》[4]95年围棋天地-《黑白天地一条龙——马晓春印象》[5]来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原话为：不管后发展国家带有田园风味的社会组织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 却始终“ 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 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 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