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懒政只是问题的表象。

不如反过来问，官员为什么要勤政呢？ 官员首先是人，有人性的种种弱点。

赵德汉贪财，陈清泉好色，高育良求名，李达康爱权。

在火红的年代，确实有很多人可以为了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而抛头颅洒热血。

但那样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而且也必然会过去。

任何以理想信念凝聚起来的组织在理想信念冷却后都会平庸化、世俗化。

例如太平天国运动。

而世俗化的组织就必须以相应的制度建设代替原来的理想信念来约束成员的行为。

贪腐也好、懒政也好，都是制度建设不足的结果。

而包括剧中的沙瑞金在内的“正面人物”仍是想以“上党课”，“树典型”，讲“理想信念”来解决问题，根本就是药不对症，当然病也就没办法治好。

当然，他们也试图搞一些“制度创新”。

比如沙瑞金提出的“同级监督”，又比如李达康搞的“懒政学习班”。

问题在于在这种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中，权力只能服从于更大的权力。

任何下级对上级的质疑都是对上级权力的损害。

因为这种权力的权威性与其正确性密切相关，一旦上级公开承认犯了错误，其领导力就会下降。

以剧中李达康摊派补偿款为例，赵东来会后私下和李达康叫苦，免去了1000万的摊派。

如果在会上，赵东来敢这么提吗？如果提了，李达康会是什么反应？只有准备翻脸的时候才会公开质疑上级。

纪委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所谓“同级监督”本质还是要下级监督上级，是不可能有效执行的。

田国富能监督得了沙瑞金吗？ 而“懒政学习班”和“巡视组”一样，都是上级监督。

上级监督可能有一定效果，但成本太高。

尤其是懒政，界定的标准很难确定。

比如孙连城。

如果以规章制度为标准，他不是懒政。

信访局改造没钱，要向市财政申请，有问题吗？新大风厂用地要走招拍挂，不因为领导下令就违规批地，有问题吗？ 但如果以“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为标准，孙连城是懒政。

信访局改造没钱，可以从区财政挪用，可以从企业化缘，实在不行还可以自掏腰包嘛。

没做到？懒政！新大风厂没地，可以撕老大风厂的封条嘛，后来不就是这么干的？没办成？懒政！到点准时下班，竟然还有业余爱好——没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大大的懒政！ 可这不就和高育良拿雷锋比易学习，证明易学习做的都是应该做的是同样的逻辑吗？ 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官员，其结果就是没有人能做到，那么判断谁合格谁不合格就完全看上级的一张嘴怎么说了。

因此，要解决贪腐和懒政的问题，首先要勇于正视和承认组织世俗化的现实。

其次要重新构架一个监督体系，实现同级、甚至下级监督。

同时评判官员应实事求是，以规章制度为标准，而不是以高高在上的理想信念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