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同班的一个男生，性格内向，话不多，左手臂上有一大片烫伤的疤，很引人注目。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这片难看的疤痕，同班同学给他取了个绰号——“残疾人”。

于是“残疾人”这个绰号就在班里传开，不仅这样，班里同学还乐于捉弄他，观察他是不是还有其他“残疾”的行为。

比如他经常拿着小刀在课桌上刻字，说话不仅有些结巴还带有口音，有哮喘所以跑的很慢，到最后连他每天要吃一个苹果都被视为奇怪的行为，他没有同桌，班里也没有人和他说话，有些像日本校园里的人间关系。

有次我在回家路上，和妈妈提到这件事：“班里的同学好奇怪，为什么要给别人起这种绰号。

”妈妈非常郑重其事地和我说：“你不可以那么叫他，如果你那么做了，我就打你嘴巴。

”后来有一天，这个男生突然在下课后和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和他们说一说，让他们不要那么叫我了，我不喜欢这种称呼。

”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要来找我，他又解释到：“因为你是我在班里唯一能说上话的人，而且我觉得你很有正义感。

”是的，我是他在班里唯一能说上话的人，平日在学校里他和谁都不说话，但周末的奥数班，他和我同桌，我们经常讨论问题。

其实这个人极其聪明，他的父母都是博士毕业，只是不爱说话罢了。

但“很有正义感”的我并没有想他希望的那样和其他同学讲出他的诉求，只是去告诉老师：“班里有人欺负同学。

”老师私下里一轮调查，大家都表示没有人欺负他，同学之间反倒开始怀疑是谁去告密。

这件事之后不了了之，但他的日常并没有任何改变。

有一天课间，他突然爬上窗户。

有说有笑的班里一下子气氛凝固，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自杀是什么。

还好老师那时在班里，不然他可能就真的跳下去了。

他在老师办公室里待了一下午，每个叫过他“残疾人”的同学都被叫到办公室里谈话。

他妈妈闻讯赶过来，帮他收拾东西，他当天就跟着他妈妈回家了。

我偷偷去看了他的课桌，上面都是那美工刀刻得痕迹，还有铅笔写下的名字，都快分辨不出了，我猜是那些欺负过他的人的名字。

事情并没有结束，情节特别恶劣的几个同学，还被老师请了家长。

第二天上课前，班里所有人都在讨论他“跳楼”的事，有个昨天被找家长的人说：“我妈妈和我说，他肯定不是自己要跳楼，是他爸妈教唆他那么做的，他不会跳的，都是装的！”另一边的同学也附和：“对对，我爸妈也那么说！”我坐在位子上，内心却充满愧疚，因为他把我当成信任的人，我却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换言之我也是帮凶。

在这种怀疑在班里越传越开、受到批评的同学都开始觉得“他一定是假装要跳楼，想得到老师注意”时；我终于一拍桌子，大声地在班里喊了一句：“有没有人想过，你白天在学校里被人起了难听的绰号，这个人回家会蒙在被子里哭一晚上。

他都要跳楼了，你们还想怎么样？”这时老师突然走了进来，她全都听到了。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他又回到了学校。

那时小学已经要结束。

大家在一种虚假的和平下毕业，依然没有人和他说话，但也没有人再说他不好，说他奇怪，叫他“残疾人”。

毕业后各奔东西，直到高考后，小学同学才又有了联系。

他如同人间蒸发一样，没人知道他在哪里读书，也没有人关心他在哪里读书。

有天他突然来加我微信，两个人聊了很久，他在国内最好的大学里读物理，人也变得开朗许多，还交了个女朋友。

可是每当我看到有关“校园霸凌”的新闻时，都会想起小学时的那件事。

年幼的孩子，以一种莫名的默契去合伙疏远一个人、给这个人起绰号、羞辱他、捉弄他。

小孩子受了委屈不会和父母讲，因为觉得丢脸；而许多人在欺负一个人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给对方造成怎样的伤害。

想起他的时候，我总觉得很羞愧。

这个人用一次未遂的“跳楼”，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一个人在你看来不经意的请求，可能就是他对这个世界发出的求救信号。

很多人把这种校园霸凌归结为：“小孩子不懂事。

”小孩子明明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只是大人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孩子其实什么都知道罢了。

我的班主任在这件事后开班会，说了一句话：“老师希望大家在这个年纪多学一些道理和知识，但请不要，小小年纪就学会往人家心里捅刀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