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火红的革命年代，军长的女儿，右派的女儿，臭老九的女儿，木匠的儿子，军区副司令的儿子，共同扎根在祖国的大江南北。

在那个火红的革命年代，军区副司令的儿子下车先拉了臭老九女儿的手，给臭老九的女儿送西红柿，但火红褪去后，军区副司令的儿子和军长的女儿才是门当户对。

哪怕臭老九的女儿更令我心动。

军区副司令的儿子最早弄来了收音机和邓丽君的磁带，军长的女儿最早接触了凸显翘臀的牛仔。

谁还会稀罕那个会做沙发修手表的木匠的老实儿子呢？多年以后，军区副司令的儿子在三亚拿地，海天盛筵，木匠的儿子在海口打工，华龙挂面。

军区副司令的儿子和军长的女儿，实际两地分居，但他们的儿子每个月都有最新的玩具。

而木匠的儿子，没有儿子。

那一堆证书、奖状，似乎是木匠儿子好人的证明，而好人是可以称赞，但绝不是值得效仿的。

好人布尔什维克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摸了一把小布尔乔维亚。

军长的女儿，或因出身的环境，或因私人的友谊，还可以为了残疾的战斗英雄义愤填膺，而大概率她的儿子只会觉得这个残疾的老头是低端人口。

冯导已经留了许多的温情。

多年以后，木匠的儿子，残疾的战斗英雄依然五官俊朗，还可以和右派的女儿互相有个依靠。

而实际生活中，很可能只是独自终老，成为一个胡子拉渣满身污垢的酗酒准流浪汉。

所以，你以为我想跟你说，那个火红的年代就可以人人平等，社会大同了吗？不是。

军长的女儿依然可以说出“红色江山都是我爹打下的，泼你点水怎么啦？”，可以说“我是靶场泡大的，打过的子弹比你吃过的馒头都多。

”军区副司令的儿子可以早早得到消息，知道军师一级的文工团会被裁撤。

来自上海的女孩可以有在亨得利保养的高档手表，见识过军区首长家的沙发。

臭老九的女儿，可以等到父亲的平反信，喜极而泣。

右派的女儿，等来的就是生父的遗言。

那个干了一辈子的文工团女老师，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国家会解散文工团的，正如国家不会让房价下跌一样。

我并不想再重复好人无好报一般的话语，只是，我们能有幸在这个时代登场，依靠的就是我们祖辈在复杂社会中的一辈又一辈的存活。

社会变了又变，史书写了一本又一本，而人性两个字，却基本没有什么改动。

有时候我在想，同样是东方文明，中国和日本还真是相似。

日本的火红愤青岁月，到处进行殖民战争，搞皇化建设。

我们的火红愤青岁月，在祖国大江南北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输出共运。

这时期，虽然尊卑有序，但是所谓权贵子弟依然要在一线进行开垦。

结束了中二以后。

日本的蓬勃岁月，是二战结束后的高速发展，借着朝鲜战争等的春风，经济飞速发展。

我们的蓬勃岁月，是冷战中后期的改革开放，借着共同对抗苏联的目标，经济飞速发展。

这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同时社会阶层开始分化，权贵子弟不会再在一线和基层同吃住。

日本的萧条岁月，实质始自八五年的广场协议，日元升值，资产泡沫积累，金融畸形发展，人口老龄化突增。

最终泡沫破裂，失去了二十年，昭和男儿不再，平成废宅独爱舰娘。

我们的……不会的，我们在新时代，我们有新常态，我们有互联网+和共享经济，我们可以给世界经济开药方。

只是，好像多了些佛性。

王启超：如何看待《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这篇文章？为什么一些 90 过着「佛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