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凸显出了很多社会问题，其中很多都值得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关于谣言的问题。

在疫情初期，大家都在刷“不信谣不传谣”，但是李文亮事件让大家看到事情也有另一面。

这迫使我们思考关于谣言的一系列问题。

关于“造谣者”李文亮：在微信群里发送关于疫情的提醒信息，这一行为到底应该怎样被评价？李文亮对疫情的表述是否准确？如果不准确，应该得到怎样的对待？事后证实病毒的危害性很大，李文亮风评扭转，是否属于涉及道德运气的情况？……关于武汉警方：警方是否有权处理李文亮？对李文亮的处理是否恰当？是否有足够的依据进行“辟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可以引出非常好的伦理学与政治哲学思考，可惜目前看到的能达到我期待的深度的思考还是太少了。

而这些问题背后有一个根本问题：谣言是什么？定义谣言其实意外地难。

无论定义成“不实消息”（或“虚假信息”）还是“未经证实的言论”，都不充分，因为会把我们认为正常的错误和预言也一同归入“谣言”。

为了区别“谣言”与正常言论，我们可能会尝试把谣言的典型特征补充进它的定义里，比如“造成恐慌”、“被广泛传播”、“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甚至“与官方观点相悖”。

但是这些条件可能不是必要的，因为不难想象可能存在无害甚至有益的谣言、以及与官方观点一致的谣言（“官方”是谁也是个问题）……与谣言的定义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谣言的规范性。

“谣言”似乎是一个规范性概念，我们说一个人造谣，不仅仅是说他的言论不正确等等，还是在说他的言论在道德上是错的。

我们觉得“不应该造谣”，不是因为我们进行了经验研究，然后发现谣言是有害的，而是觉得这句话根据概念本身就为真。

那么就可能有一个问题：“谣言”概念的规范性是哪儿来的？在定义“谣言”的时候似乎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关于这次疫情中涉及的其他伦理学问题，可以看看曹刚教授的一篇短文：《疫情防控带来的七大伦理问题》一、政治伦理问题涉及重大社会安全问题时，需要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否则无法强有力地指挥，无法集中调配资源，无法及时收集信息，无法果断地决策，但各级行政权力的运用要有道德边界，要尊重人的尊严，要对所有人，包括武汉人，予以平等地尊重和关心。

那种运用公共权力歧视武汉人的行为，绝对不能容忍。

1月31日，媒体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三亚市政府近日召集机场、各航空公司、旅行社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要求三亚进港航班不能承运湖北籍旅客，且相关规定“不会有红头文件”。

显然，这般操作是违背政治伦理的。

同时，决策者需要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和勇气，不能委蛇于程序，不能 “甩锅”上级或同僚，不能患得患失。

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之所以广被质疑，就是例证。

不忘初心的关键不在学习，而在实践。

由此，问责必须要彻底，拒绝替罪羊。

二、市场伦理问题市场不过是交易的体系，但在其间流淌着的不只是商品，还有道德。

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商贩，首先做的是诚实信用，要遵守公序良俗。

北京10只口罩卖850元，这种借机抬价，发国难财的商人是奸商，是市场经济的害虫，要予以惩罚，情节恶劣者，甚至让它们破产，清除出市场。

另外，企业是社会公民，也要为社会尽责，凤凰网财经根据公开信息整理了企业支援情况，截止1月26日，各界企业捐款已经超过63亿元。

企业捐款是善举，但要避免道德绑架。

捐多少钱，出多少力，尽一份心即可，不可苛责。

三、角色伦理问题人生如戏，世界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社会大众犹如观众，对这个角色的期待是什么，角色的道德就是什么。

救死扶伤是社会对医生的期待，尽职的医生是最可爱的人；探索真理、坚持真理是社会对科学家的期待，为快速诊断作出独特贡献的中国科学家是可敬的，而那些为了发科研论文而拖延履职、放弃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人是可悲的。

与此同时，还可以追问，传媒人是否尽到了客观、独立和公正的报道职责？我们每个公民在这场疫情防控战中，是否有足够的自律意识、理性精神和主动参与的责任感，是否尽到了公民的责任？四、慈善伦理问题社会就是一个共生互助的关系网络，每个人都是这个网络中的纽节，每个人要自强，彼此间要互助，这个社会网络才牢固。

无力自保或断人之路，都会使社会陷入“互害”模式。

“长沙人和武汉人手拉手”火了！收留滞留武汉籍旅客、守望相助之举可赞，阻路断桥、以邻为壑之举可悲。

可以说，我们从未像今天一样体会到“风险社会”的来临，体会到休戚与共的连带共生关系。

只有爱自己，才能爱他人，这是风险社会的最高道德命题。

这里的自爱不是自私，爱是一种给予的能力，人性在给予中开花、结果，爱是关怀，是尊重，是理解。

只有爱才能打破人跟人、地区跟地区，甚至是种族之间的隔阂，使人们心连心，手牵手。

慈善无疑是是爱的表达、爱的实践。

但慈善如何才有善果？个人的慈善是可贵的，但也是有限的，有组织的、制度化的、透明公开有监督的慈善才能使爱的光辉普照人间。

1月31日下午，针对将1.6万个“N95口罩”分配给未有发热门诊的民办医院，湖北省红十字会官网回应表示，因工作失误导致捐赠信息发布不准确表示歉意。

一面是涌入的社会捐赠，一面是急缺的医疗防护物资，湖北省红十字会等五家慈善机构，扮演的是桥还是墙？这样的追问是关于慈善的道德之问。

五、公共伦理问题现代社会有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由此便有公德和私德之别。

公德涉及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因此更基本，也更重要。

广东发布了严格防疫通告，公共场所不戴口罩将被处罚！公共道德是一个实现社会基本秩序和社会主要目的的基本要求。

一个贴切的比喻是，公共道德是语法规则，个体美德是妙语佳句，先要把话说通理顺啰，才谈得上妙笔生花，我们也先要遵守了公共道德，才谈的上人格的崇高和美好。

钟南山教授说得好：“你觉得出去一会没事，他也觉得出去一会没事，大家都出去了，这战役就得往后拖。

拜托大家都配合一点，在前线工作着的医务人员，用生命在为我们打仗。

而你们，仅仅是因为无聊，就往外跑！一个两个三个都抱侥幸心理，有可能前功尽弃！这个难关能不能快速渡过，不是靠医务人员，而是靠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不出门，就能拖死耗死这场瘟疫！”所以，我们首先要扪心自问的是，在公共场所，是否遵守了公共道德，你出去了吗？出去戴了口罩没？及时通报了需要报告的相关情况没？这是非常时期的公共道德，先要做好了这些，再去谈做人、做好人的问题。

六、全球伦理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指全球所有成员之间形成了生死相依的有机体系，其间已没有种族、地域之分际。

WHO决定把这次疫情列入 PHEIC（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其理由基于全球性影响，尤其是对其他公共卫生体系脆弱的国家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

民间对某国第一个拒绝我国公民入境，日本等国家的雪中送炭，反应敏感而强烈，这些也可以理解。

一方面，国家和人民的友谊终究也体现在当对方陷入困境时要施之于援手；另一方面，全球共同体的理念决定了自保不是最好的策略，合作互助才是根本的出路。

事实上，流行性的疫情是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球不同国家、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集体行动。

行动的原则就是“以人为本”，即以普罗大众为本和以人类利益为本。

值得指出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常常在社会危机中被激发，既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国家的利益，也有悖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七、生命伦理问题生命伦理问题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中的最初也是最本源的问题。

如此规模的病毒流行拷问的就是生命的价值的问题，对生命的技术干预的合理性的问题，传染病控制的问题，公共卫生的伦理原则问题，医患关系的问题，等等。

显然，关于生命科技的发展确实到了必须进行伦理考量的地步了。

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建立和运行不能只是做做样子，要有一票否决的机制，要为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套上道德的锁链。

另外，人是宇宙生命共同体的一员，因此，动物的生命也是宇宙大家庭的成员，也需要人们从道德上认真对待。

食用野生动物是道德的吗？这个传统社会不会进行道德追问的问题，在恐怕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严肃回答了。

原文链接：曹刚:疫情防控带来的七大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