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从西方的角度，经常批评中国谱式发展不好，没有总谱，或者不详细，不科学，其实我觉得这个看法也有很大的程度上需要纠正的。

　　我们在没有了解、没有懂得中国的传统的时候去改变中国的传统。

　　世纪初香港民间传统音乐综览与管窥　　我是搞中国音乐史的，那么里面呢，昆曲当然是个很重要一个课题，我是很幸运，有幸参与过，做在台上伴奏的那个乐手，我有很大的体会。

跟广东粤剧里面的那个腔，跟我一直都有跟进的那个广东那个南艺完全有关系，从历史角度，刚才郑老师说的那个是历史的方面的，怎么把原先他们的做法记录下来，非常严重的问题，非常严肃，我提一个例子就是《清代琵琶谱》，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华氏琵琶，华氏兄弟的，他们记的那个琵琶图呢，非常简单，我们叫无旦谱，当然，大概超过一百年以后的清中叶有一个叫《李方圆琵琶谱》。

到了清末明初，一大堆的琵琶谱比较流行，里面出现的什么杨定轩，还有别的，他们都是明初的琵琶，就把李方圆骂的又要命，这不行。

骂的原因这又跟刚才郑老师说的一样，就是他把那个花写出来了，把原来的传统改变了，那么只是从这个例子来看起来呢，众人对传统的看法是很清楚的，有些东西是不能改的，你可以在演出的时候改变，但是那个谱是一个原样。

　　其实我们就觉得，在学西方音乐的时候，我们在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从西方的角度，我们经常批评中国谱式发展不好，没有总谱，或者不详细，不科学，其实我觉得这个看法也有很大的程度上需要纠正的，因为此时我们中国从古琴谱到氏族的公社谱里面，从来不是全纪录，是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跟我们的美学，跟我们的那个英文叫performance practice，就是演出习惯性有关系的，如果完整地记出来，就记死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看法，但是现在经过大概一个世纪的接受西方的标准以后，所有传统都退步了，这个严重问题能不能提出来以后，我也完全经过这个所谓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学古乐、民乐的那个国家乐团，我待过两年，就是专业拉二胡的。

然后这个冲突就出来了，你要示众又很快，音又很准，好，你可以做一个专业演出家，但是方向那个以后，好多戏曲里面不管用，你弄出来的东西完全有这种味道，那么那些传统的戏曲家不喜欢跟你玩，传统跟所谓现在的东西距离蛮远的，我们现在就把西方的标准和做法不问前因后果就完全接受过来，我很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对西方其实完全不了解，人家真的要这个吗？比方说刚才郑老师提到的那个扩音的问题，西方的歌剧它是限制在一个大剧院里面，但是也不能太大，不能是露天的，露天的你要扩音，但是如果剧院里面，它的声乐的美学是要所谓projecting出来，要整个剧团都听得到，但是绝对不可能用扩音，它就是人的声音来跟着乐队的平衡，那么另外的那个发声方法，那么我们中国以前，京昆完全是有个拉嗓子的传统，比方候少奎老师不得了，他不用什么扩音，两个唢呐就可能，完全没办法盖过它的。

其实我们发声的方法也有大声的传统，但同时你在南方的昆曲也不会这样，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我本来不是搞民间信仰的研究，但是我今年一月初，因为陈即进，我们这个研究生，他要研究硕士论文是，殡仪馆的音乐，然后他开始去这一行里面去跟他们联系，那么没办法，你作为老师，他联系，你也要去支持，也要去看，到他那，我都要去认识。

在里面发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因为我参加过侯少奎老师的演出，很多的器具都可以连起来。

比方说我到那个道坛，就是罗恩石那个道长，现在八十几岁，在老人院，已经退休了。

他就说这个问题，大概今年一月我去访问他，他说他年轻时候学笛子，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师傅，吹道教的音乐，但同时他又是从佛教里来的，他是专业。

但是他就抱怨，他就说五、六十年代他去公社买笛子，买回来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呢？现在我们的笛子6个孔，不管你其他的加什么，6个孔，传统里面大家可能见过，6个孔的距离大概是平距的，在昆曲也应该这样的。

问题是我们在五四运动代以来，就觉得我们的发音不清楚，如果用传统的笛子吹现在的曲，音不准，从西方的耳朵来听，说我们不准。

我们去迎合西方的标准，就把它改了，所以第二到第三两个孔，就比较靠近，答答滴答，然后第二第三个音就变成了一个发音清楚的东西，然后是相对的准的，如果你吹现代的音乐是可以的。

但是有问题，你改过这个之后，就好像罗道长说的，这个笛子不能用，比方说唱诵经，有的时候唱的那个人，某一个调他可能改的，他用老的笛子他随时可以跟，但是用新的那个笛子就完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