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的时候我把肥肉挑出来，扬起筷子要扔掉的时候，我爸眼疾手快的拦住我，顺势把肥肉放在自己的碗里，义正言辞的告诉我：“不要浪费粮食，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一次的！”接着夹着肥肉轻轻蘸着酱油，沾上一面薄薄的油光，刷在饭上又送进嘴里。

其实不光是我爸，很多年纪和他相仿的人都很喜欢吃这种口感的肥肉，觉得肉的滋味就该是这样。

有时候大人还会挑逗小孩子，把一小块肥肉塞进孩子嘴里，看着他们皱眉，把肥肉吐出来干呕，脸涨得通红，整顿饭都愁眉苦脸，他们却只顾着捧腹大笑，还故意说：“真是不懂吃！肥油的味道最香了。

”而我最喜欢吃的地瓜，十几块钱一个买的蒸地瓜，超市里几块钱一斤的地瓜干，却是我爸看都不想看一眼的东西。

听他说在以前，人们吃的都是这个，门口竹篮里装的满满的地瓜，地上晒着的地瓜干，谁爱吃就拿，反正都是这玩意儿。

以前的人求之不得的肥肉，现在却是年轻人在饭桌上最嫌弃的东西。

而在以前吃到恶心，吃到胃酸泛滥的地瓜，在现在却能卖到十几块钱一个。

中国几十年来餐桌上的变化有多大，大到无法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留下“吃不饱”的记忆。

从我爸那一代的“什么都能吃”，到我们这一代的“健康饮食”、“追求口感”，其实无关两代人的代沟，更多的是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变。

而每一个年代的餐桌，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特征。

整个八十年代的餐桌，更像是纯天然的滋味，食材种类不多，最熟悉的滋味是田里的地瓜。

煮饭的主妇从竹篮里挑出几个个头大的，切成小块，一小把米一大把地瓜放在锅里煮，等着另一半回家。

放学的少年饥肠辘辘，跟着田里收获地瓜的大队伍后头，眼汪汪盯着地上有没有别人不要的地瓜，一旦瞧着，拿出随身准备的工具去皮，满足的啃了起来。

在那个“有啥吃啥”的年代，堆积如山的地瓜长期统治着餐桌，地瓜粥，地瓜饭，蒸地瓜。

当时各种票盛行：粮票、肉票、油票、布票很多人平均每月粮食不到30斤，肉票每人一月1斤。

要稍微改善下伙食，下个面条，搁点黄花木耳，香菇青蒜，弄点肉末打个鸡蛋，最后浇点热油，出锅时撒上一小把蒜末，绝了。

那时候餐桌上人人都期待的，或许是“滋味”二字。

1993年，粮票被取消，食物的滋味不再被被禁锢在几种食材里。

餐桌上的食材越来越丰盛。

《大江大河》里，宋运辉还没上大学之前，一家人围在桌上吃的还是咸菜，上了大学之后，家里过年已经能吃到猪肉，鱼肉，女友程开颜送到宿舍的盒饭里盖着满的快要溢出来的红烧肉。

那时候，过年特别热闹：闹哄哄地杀完猪分完猪肉，已是大年三十。

雷东宝花退伍费买了一副猪肝儿和一对儿猪蹄。

掏钱的时候心里就想着通往宋家的路。

年三十早上，他贴完最后一条封条，他拎起猪肝猪蹄撒丫子赶去红卫大队。

一路过去，雷东宝一路感慨，看人家大队，家家热火朝天准备过年，进村就闻到肉味在空气中弥漫，门口挂着鸡鸭鱼肉。

人们开始频频下馆子，想改善伙食就去镇上的菜馆里点几个硬菜，一桌人和着白酒下肚，谈天说地间已经吃掉了一桌的美食。

1996年，人均一年能吃掉240个鸡蛋。

大圆桌上摆满的鸡鸭鱼肉蛋奶，仿佛每吃一口就离白菜清汤的时代越来越远，这是一个“吃啥有啥”的时代。

在经历了“大鱼大肉”的餐桌文化后，九十年代结束，光吃得好不够，人们在吃上更加追求品质，更加注重“绿色健康”。

《家有儿女》餐桌上5人的餐桌上，常年备着四荤两素一汤。

刘星形容过自家餐桌上的配置是“满汉全席”，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在桌上。

肉饼、鸡腿、红烧肉丸、油焖大虾、糖醋鱼。

刘梅早上6点起床准备的营养早餐标配：摊鸡蛋，牛奶，面包，似乎成为了营养早餐的定义。

200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4368元，我们吃的馒头和米饭越来越少，越来越追求口感，也越来越向健康看齐。

交通和运输越来越发达，原本被局限在各地的美食，可以乘坐便车去往全国各地。

羊肉串离开新疆，海鲜被运往内陆，大闸蟹热卖全国，南边可以吃到北边的滋味，北边可以尝到南方的新鲜。

人们对味道的探索滋生了无数的异地菜馆，广东的东北菜馆，四川的茶餐厅，东北的川菜馆，已经说不清是味道的交汇，还是文化的互通。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得美食的方式变的越来越简单，改变的不是饭菜的种类，而是获得饭菜的方式。

从【出门到吃饭】到【送饭上门】，互联网的冲刷让无数人可以坐享其成。

他们用手机订餐，用手机买生鲜，去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在手机上看别人的评论判断一家餐馆好不好吃。

新时代的餐桌充满了想象力，哪些曾经吃不饱饭的人，怎么都想不到，现在不仅能天天吃饭，还能吃到全国各地的美食。

而那些生活在新时代的年轻人，永远不会尝到“没东西吃”的滋味。

中国几十年来餐桌上的变化有多大，大到无法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留下“吃不饱”的记忆。

而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到现在，人们见证了餐桌饮食上的巨大变化，而另一群同样见证了巨大变革的人，就是一群群农业生产者。

没有农业生产的收获，就没有餐桌上的千变万化。

中国人口众多，需要的粮食自然也多，但以前国家最缺的就是粮食。

有一个人，发誓一定要让国人吃饱。

袁隆平带领的团队面对“谁来养活中国？”的疑惑，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的，还接连攻破水稻高产育种难题，超级稻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1100公斤的五期目标全部完成，一遍又一遍的刷着世界纪录。

而现在，刚过完90岁生日的袁隆平正在研究第四代杂交水稻，把光合效率提高30%，计划亩产1500公斤。

这个年纪的人大多都在养老，而他仍为了“把饭碗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而奔波在稻田里。

经历过“吃不饱”那个年代的袁隆平，再也不想让后来的人也尝到吃不饱的滋味。

历史的齿轮转到现在，温饱不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而更加需要的问题，就变成了兴农助农。

滞销在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陌生的词。

安徽砀山县的黄桃虽然丰收，但是价格格外便宜，单价还没有白菜高。

一筐桃子才5元，甚至3元，更多的是烂在地里。

新时代的丰收可以不是问题，但卖不出去才是问题，农民急需找到销路。

互联网可以滋生无数产业，于是电商助农兴起，越来越多的贫困县农民可以在网络上出售自己的农产品。

袁隆平把亩产做到了一千斤，而马云想用互联网技术把亩产做到一千美金。

如果说“亩产一千斤”能养活无数人，那么“亩产一千美金”可以帮助农民致富。

新疆的巴楚留香瓜卖到了全国，部分瓜农年收入也从过去的500元涨到了5000元，翻了十倍。

曾经烂在地里没人要的甜瓜，如今身价翻了几十倍。

海南遇到十年不遇的大丰收，荔枝产量达6亿斤，但水果贩子的“货多压价”，使得果农进退两难。

类似“亩产一千美金”的项目像一个突发而至的闯入者，别人压价，他们抬价，给品相好的荔枝每斤涨至少两元钱，击碎了海口荔枝园内外的潜规则。

否则荔枝不会出现在餐桌上，而是烂在地里。

2018年，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巴巴平台网络销售额超过630亿元，其中超过100个贫困县网络销售额达到或超过1亿元。

因为“亩产一千金”计划，礼县苹果从“全国最便宜苹果”到一天卖50万斤，十万出海的小龙虾送到世界各地。

在过去，或许因为农作物滞销，连一条新裤子都买不起的农民，如今可以结合科技以及物流把东西卖到全国各地，带着汗水栽培出来的劳动成果走出深山。

电商扶农仿佛正在成为这个时代餐桌改变的最大缔造者。

几十年前，人们坐在餐桌上想的是能吃饱，从身边的土地找食物；现在人们坐在餐桌上，想的是如何搭配饮食更健康，今天的水果是吃礼县的苹果，还是新疆巴楚的甜瓜呢？民以食为天，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餐桌饮食的变化，其实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从想吃肉到想吃好，人们告别了清淡寡欲；从想吃好到更健康，我们可以尝到天南海北各地的食材。

而这短短的几十年，我们尝到的每一种滋味，都饱含了农民的汗水，时代的沧桑，和越来越好的生活盼头。